深瞳工作室出品

科技日報實習記者?蘇菁菁?策劃 操秀英

中國快速發展的科技，無論在內容還是技術手段上，都為科學紀錄片的發展提供了強大支撐。當下需要的，是更多有志于此的人投身其中，打造出更多的精品，讓科學在紀錄片中鮮活呈現、生動流淌，融入人們的思維方式，塑造民族的科學精神。

《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海報受訪者供圖

強紫外線、嚴寒、狂風。青藏高原東南部，貧瘠的土地上，棱角分明的流石堆積在一起。

胡昆池戴著墨鏡側躺在這堆亂石上，神采飛揚。在他身旁的是一株正在肆意生長的黃色植物，名為塔黃。找到它，記錄它，胡昆池團隊花了幾個月。

許多這樣的尋找和等待，成就了被譽為可媲美BBC紀錄片的《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胡昆池是這部紀錄片本草一集的導演。

這是中國第一部植物紀錄片，開播至今，連嚴苛的豆瓣網友都打出8.5的高分。

“讓科學在紀錄片中生動地流淌，融入到我們的思維方式與民族性格中。”《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總導演李成才說，這是他拍科學紀錄片的初心。

這確實是科學紀錄片的意義所在。

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著名天文學家兼科普作家卡爾·薩根主導制作的紀錄片《宇宙》，在全球收獲了數以億計的觀眾。30多年后，美國天體物理學家尼爾·泰森制作了一部向《宇宙》致敬的紀錄片。他說，自己之所以會成為一名科學家，就是因為小時候看了卡爾·薩根的《宇宙》。

以《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等優秀作品為代表的國產科學紀錄片，亦在探索中前行。

漫長時間的投入

制作紀錄片歷時三年，一半時間用于學習和調研

塔黃常常讓李成才熱淚盈眶。

這種植物十分稀有，在荒寂中獨自堅守，一生只開一次花。

但如何講好塔黃的故事？從嫩芽到綻放，從繁衍到逝去，它經歷了哪些生命階段？它為何一生只開一次花？它與“好友”遲眼蕈蚊如何合作？

彩虹下的塔黃 胡昆池攝

這些是《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主創團隊想要回答的問題，而他們最大的困難是植物學知識的壁壘。

“空白領域知識的積累離不開時間的積淀。”《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的另一位總導演周葉說。

該紀錄片制作團隊成員大多是影視專業出身，在制作紀錄片的三年時間里，他們用了將近一半的時間學習和調研。他們不僅要熟悉相關植物的自然屬性，還需要了解植物的人文特點、歷史背景。

2018年，胡昆池與團隊前往香格里拉，實地“探訪”塔黃。

往年，在夏初的數十天內，塔黃會迅速長出1.5米—2米的巨型花絮。通過前期的學習積累，團隊成員早已記住塔黃的模樣，但當真正爬到流石灘上后，一天，兩天……六天過去了，大家仍找不到塔黃花苞的身影。

胡昆池想求助團隊的科學顧問、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宋波，但是流石灘上沒有信號，一個個“疑似”塔黃的圖片無法發出。

胡昆池與塔黃合影 受訪者供圖

下山后，胡昆池聯系到了宋波。這位塔黃專家專程從昆明趕往香格里拉，與創作團隊再上流石灘。終于，宋波為團隊揭開了謎底，原來這一年，塔黃開花比往年晚了近半個月。因為后期還有其他拍攝任務，如果等下去將錯過下一個植物的花期。但這趟旅程并非毫無收獲。胡昆池團隊熟悉了地形地貌，與宋波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系，還認識了不少當地村民。第二年開春，胡昆池幾乎每天都會向村民與宋波詢問塔黃開花的情況。

宋波在研究塔黃 受訪者供圖

2019年，胡昆池和創作團隊把握了時機，跨越一座又一座山頭，繞過一個又一個瑪尼堆，終于找到一株含苞待放的塔黃。

“大家特別興奮，都躺在地上與塔黃合影。”胡昆池說。

《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中講述了10分鐘塔黃的故事，但前后的拍攝卻用了近兩個月，在這一過程中，時間的積淀再次成為關鍵。

塔黃的花季是6月到7月，正值當地的雨季。

幫助塔黃傳粉的遲眼蕈蚊是塔黃故事中的另一主人公。每當下雨，遲眼蕈蚊要么一動不動，要么直接飛走，拍攝被迫中斷。團隊成員們只能穿好雨衣，默默無言，一起等待天晴。“我們靠天吃飯，科學紀錄片的拍攝就是這樣充滿不確定性。”胡昆池笑著說。

冰雹下的塔黃讓胡昆池印象很深。“那株塔黃不太直，有一些扭曲，在冰雹中像是一個穿著裙子的少女，眺望遠方。那是我最滿意的一個鏡頭。”胡昆池說。

科學人才的參與

科學影像的生態建設需要科學家的參與

對《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觀眾給出極高評價。

“英國著名植物學家E.H.威爾遜說過，‘在整個北半球溫帶地區的任何地方，沒有哪個園林的樹種不是源于中國。’曾經我對此深表懷疑，直到我看了這部紀錄片：《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有觀眾這樣評價。

但必須承認的是，我們依然缺少更多這樣的優秀科學紀錄片。

早在1957年，英國廣播公司（BBC）在布里斯托爾成立了博物部，開啟了科學紀錄片制作的先河。1964年，BBC二臺開始播出電視科學紀錄片《地平線》系列，該系列是BBC播放時間最長的電視科學紀錄片系列，已成為衡量科學紀錄片質量的國際標準。

資料顯示，2001年，以科教片轉型為動因，我國最早的科學紀錄片欄目《發現之旅》誕生。業內專家認為，截至目前，我國科學紀錄片的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規模較小，還沒有形成規模化效應，制作能力、傳播能力和產業發展能力仍然較弱。

在李成才看來，影視人員科學素養偏低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

李成才和周葉曾合作完成了包括《華爾街》《貨幣》在內的多部著名紀錄片，但拍攝《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對這兩位優秀導演而言，是一次全新的、更難的嘗試，也引發他們很多的思考。

“《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有100余位攝影師，他們勇敢、熱情，但是并不具備植物學、遺傳學方面的知識。”李成才說。

在英美等科學紀錄片較為發達的國家，一部科學紀錄片，從制片人到主持人，再到攝影師，往往都具備一定的科學知識。以一直是科學紀錄片領域標桿式存在的BBC?Studios為例，為保證紀錄片的科學性，“科學家團隊+攝制者團隊”是基本配置，甚至導演或制片人本身就是某個科學研究領域的專家。

科學知識的儲備，能幫助制作人與導演找到科學故事中的關鍵節點，讓紀錄片更加引人入勝，也能讓攝影師實現更豐富、更精準的影像表達。

《我的牛頓教練》《門捷列夫很忙》《被數學選中的人》三部現象級科學紀錄片的總導演李金煒分析，科學紀錄片的創作門檻比較高，沒有足夠的學習積極性、學習能力，沒有足夠的、想以一種有趣的方式把科學知識傳達和分享給觀眾的熱情，很難做好這種類型的片子。

“影視人員科學素養偏低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李成才說，“改變需要時間，目前我們只能靠積累。”

此外，科學家的參與至關重要。

周葉在廣西拍攝海菜花 受訪者供圖

據周葉介紹，在《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中，共有100多位專家顧問。從植物的選定到自然屬性的講解，從共同前往拍攝地調研到腳本的細節把關，他們的參與廣泛而深入。

該紀錄片的科學總顧問、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主任黃宏文認為，《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的第一集是一個“大籃子”，裝著后面幾集的內容，十分關鍵，為此，黃宏文與周葉對腳本逐字逐句地反復修改了幾次。

黃宏文還與攝影團隊前往長江流域的叢林深處。這位當時62歲，研究了一輩子獼猴桃的學者，沿著英國“植物獵人”E.H.威爾遜的腳步，出鏡講述了100多年前獼猴桃輾轉走出宜昌大老嶺的奇遇。

塔黃專家宋波也深度參與了拍攝工作，是向導也是老師。

哪株塔黃今年可能會開花，哪一時刻遲眼蕈蚊開始傳粉，遲眼蕈蚊與塔黃是怎樣合作的……宋波樂于回答這些問題，他也更愿意將自己的“講授”稱為“講故事”。

在宋波看來，科研工作者需要用講故事的方式讓紀錄片創作團隊理解植物知識背后的邏輯。

在拍攝塔黃期間，宋波在昆明還有其他實驗工作。為了拍攝，他需要在昆明與香格里拉之間往返奔波。“這部紀錄片能夠讓公眾知道我們的工作內容，也能起到傳播科學知識的重要作用。雖然我付出了一些時間和精力，但我還是非常樂意參與其中的。”宋波說。

李成才說，《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邀請到的科學顧問有很高的科普熱情，雙方的合作愉快、順利。然而，總體而言，國內參與科普影視創作的科學家數量仍十分有限。

“部分科學家有自己的本職工作，不愿關注紀錄片的制作，我可以理解，但是科學影像的生態建設需要科學家的參與。”李成才說。

投資回報的尷尬

拍攝成本高、周期長讓制作團隊望而生畏

除了要具備較高的科學素養，科學紀錄片拍攝成本高、周期長的特點也讓不少制作團隊望而生畏。

北京師范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張同道接受科技日報采訪時說，英國的科學紀錄片《星球》系列，50分鐘的視頻基本成本約為1000萬人民幣。國內的投資金額雖然不及國外，但完整制作一部科學紀錄片的投資也動輒千萬起步。千萬量級的投資金額與以年為單位計算的時間投入，在國內還難以取得與之相匹配的關注度與市場回報。

《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的投資來自北京世園會，總投資約3000萬元，主要營收來自播出平臺的分成與素材使用權的售賣。

“這些營收對于紀錄片制作費用來說是微不足道的。”周葉說，“目前紀錄片很難實現成本回收，除非在紀錄片中植入軟廣，但這不符合我們對紀錄片的想象。”

據張同道介紹，和《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一樣，國內各種類型的紀錄片，投資方超過半數來自各級電視臺與政府機構。

科學紀錄片是一種具有公共屬性的活動，政府及相關部門、協會、機構的主動推動，是近年來我國科普影視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政府主導、商業性較弱的模式，既是優勢也是軟肋。

“主要投資方往往經營屬性較弱，更關注科普與影響力。而創作團隊、播出單位和品牌運營又分屬不同單位與團隊，難以形成傳播合力。”張同道說。

對于播出平臺而言，無論是電視頻道還是網絡平臺，主要收入來源都是廣告。這導致很多平臺會選擇流量大的娛樂或影視節目，科學類紀錄片獲得的空間與流量有限，在傳播中居于邊緣和弱勢地位。加上盜版資源的盛行，科學類紀錄片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

“目前國內紀錄片領域，還沒有形成投資回報、市場循環的基本模式，也沒有形成穩定的產業模型。”張同道說。

走向高階的努力

動員多方力量共同推進科學紀錄片的發展

無論如何，改變正在發生。

首先是來自科學紀錄片制作團隊的努力。

近年來，從《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到《蔚藍之境》，從《總師傳奇》到《手術兩百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國內科學類紀錄片在主題與形式上不斷探索創新，涌現出一批精品。

制片人劉穎就是一位探索者，她與團隊最成功的嘗試莫過于《同象行》《飛吧?嫦娥》與《Hi?火星》。

依托長期積累的生產與制作優勢，劉穎與團隊嘗試在短時間內，找到一個來自新聞熱點且能相對深入的切口，創作熱點話題之下的科學紀錄短片。

“這三部紀錄短片的傳播效果都很好。我們嘗試進行了一系列融媒體方向的開發，特別是《同象行》，從紀實短片、科普短視頻到海報制作，形成了多層次的融媒體傳播形態。”劉穎說。

《同象行》海報受訪者供圖

中國快速發展的科技，無論在內容還是技術手段上，都為科學紀錄片的發展提供了強大支撐。當下需要的，是更多有志于此的人，打造出更多精品。

科學紀錄片發展的第二步，是市場模式、產業模型的建立。

行業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的力量，而科學紀錄片要跨過重重檻，亦需市場的邏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張同道和北京大學視聽傳播研究中心主任陸地均認為，美國探索集團的發展有一定參考價值。目前，探索集團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制作、發行、傳播與品牌運營的協同機制，在全球的兩百多個國家地區都有播出平臺。通過訂戶收費、廣告收入、節目再銷售三管齊下的盈利模式，探索集團每年的收入為100多億美元。

“探索頻道的紀錄片遵循市場的邏輯，關注觀眾的喜好，強調娛樂性與知識性的結合。”陸地說，“豐厚的利潤讓探索公司有充足的資金投入到節目的再生產中，形成高品質節目生產制作的良性循環。”

在張同道看來，科學紀錄片建立國內市場模式、產業模型，首先需要打通機制。“紀錄片團隊不再只是單純的生產部門，而是需要有團隊負責生產，有團隊負責傳播，還有團隊負責品牌打造。這種商業運營的意識應當從紀錄片創作初期就形成。”張同道說。

公共性與商業性傳播二者并行不悖，共同目標都是科學傳播效果的最大化。

“雖然科學紀錄片不比美食類紀錄片受眾面廣，但科學紀錄片天然具有錯綜復雜、跌宕起伏的特點。未來，更具有趣味性的選題、更優秀的敘事模式、更成熟的商業環境將共同推動這一紀錄片類型的發展。”紀錄片導演鮑永紅說。

最后，科學紀錄片的未來，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新時代進一步加強科學技術普及工作的意見》提出，要樹立大科普理念，構建政府、社會、市場等協同推進的社會化科普發展格局。

“大科普格局的建設要求，不只是從組織形式上，更是從強化全社會科普工作的責任意識上，將各個單位關聯起來，共同努力，協同發力。”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副理事長尹傳紅說。

動員多方力量，共同推進科學紀錄片的發展，也是李成才長期盼望的。

他多次在演講中提到“世界科學與紀實大會”。每年，這一大會召集全球各大主要媒體科學方面的管理人士與科學家等群體，共謀世界未來科學類影片的發展方向。

李成才正在推動搭建一個中國版的“世界科學與紀實大會”。“邀請影視工作者、科學家們參與其中并不困難，更重要的是尋找到有意愿的企業家、紀錄片播出平臺的負責人。”他說，“希望通過這一平臺建立起一整套對科學影像的保障機制。”

“這是一件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如果我們能夠搭建起這個平臺，那將是金錢最好的歸宿。”李成才說。

“做科普工作與科學傳播，首要的一步是讓公眾理解科學、欣賞科學，進而讓公眾參與科學、應用科學。再進一步，如果還能夠傳揚理性、發掘理趣，讓公眾在收獲知識、增進智慧的同時，收獲思考的樂趣、心智的享受，那么，我們所期望的傳播效能無疑可以更好地達成。”?尹傳紅說，“目前尚屬稀少的科學紀錄片，恰恰具有更開闊的科學視野、更靈活的拓展空間。期待新時代能有更多優秀導演，盡早將我們的科學紀錄片提升到‘高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