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記者 葉雨婷 樊未晨 王鑫昕 實習生 白子義 王浩昆

2023年春季學期剛開學不久，成都市民張女士趁著一個周末的時間，帶著兒子到一家眼科醫院檢查視力。結果讓張女士難過了好半天：才上二年級的兒子近視了，一只眼睛50度，兩只眼睛都出現了散光。

上一次檢查是在2022年的5月。當時醫生就發出了預警，孩子的遠視儲備值已經不多了。醫生提醒她，一定要讓孩子養成良好的用眼習慣，多帶孩子到戶外活動，并且半年檢查一次視力。不過，原計劃的檢查一再推遲，直到今年3月。

這次去醫院之前，張女士內心就有點忐忑了。“過去近一年時間，由于擔心疫情傳染的風險，孩子的戶外活動并不多，而讀書、寫作業等室內用眼場景則一點沒少。”張女士說。

如今，青少年近視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各界關心的熱點與痛點。2018年印發的《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提出的目標是，到2023年，力爭實現全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在2018年的基礎上每年降低0.5個百分點以上。而國家衛健委的公開數據顯示，2018至2021年，我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分別為53.6%，50.2%、52.7％、52.6%。

不久前，教育部印發了《2023年全國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重點工作計劃》明確提出，要將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總體近視率和體質健康狀況納入政府績效考核。并對兒童青少年體質健康水平連續3年下降的地方人民政府和學校依法依規予以問責。

那么，作為學校和社會力量，應當如何共同努力保護好青少年的眼睛？作為家長和孩子，應當如何建立科學的用眼習慣和教育理念？降低青少年近視率，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

諸多努力，擋不住近視的到來

張女士知道，照孩子的用眼強度和學習習慣，孩子近視是早晚的事。但她試圖盡可能延緩近視的到來，為此作了諸多努力。

孩子一年級的時候，她就買了坐姿矯正器，以阻止孩子過于靠近書本。她按照鋼琴老師的推薦專門買了鋼琴燈，給孩子練琴時用。今年1月，她又花了2000多元買了一盞臺燈，給孩子讀書和做作業的時候用。

張女士的丈夫則認為，睡眠和戶外運動對視力有影響，因此晚上總是催著孩子早點洗漱睡覺，放學后常常帶孩子從附近的公園繞路回家，就為了讓孩子多看綠色。聽說吃魚蝦對視力好，他還時不時地買魚蝦燒給孩子吃。

“但這些還是沒能阻止近視的到來。”檢查出近視的那天，張女士心情沮喪。丈夫盡管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但他心里也清楚，情況不妙，他對兒子說“你當不成宇航員了”，以此警告孩子注意坐姿、保護視力。

這并不是個例，在北京同仁醫院，每逢周末，前來看診的青少年數量總會增多一些。

如今四年級的丫丫是在一年級下學期上網課時發現自己近視的。丫丫媽媽說：“一年級的時候只有100多度，每年來同仁醫院復查，今年已經達到了400多度。一年級時，全班只有兩三個同學戴眼鏡，但現在，在同班58名同學中，有20多名同學戴上了眼鏡”。

學校組織學生做眼保健操防控近視，但丫丫說，她們的班級里，“班主任就不讓做眼保健操”。每到眼保健操時間，班主任便讓同學們做題，“老師說做眼保健操沒用。”丫丫說。

周末的同仁醫院也迎來了不少外地家長。來自河北某縣城的張英領著她的女兒配眼鏡。張英的女兒正上二年級，她說，周圍的同學們仍然很少有戶外運動的機會。“每天有體育課，但一到上課，老師就給我們放動畫片。看動畫片是老師給紀律好的同學的獎勵，如果同學們表現不好，老師就讓我們學習。”一次，張英女兒所在的班級因為看動畫片聲音太大，被巡視的校領導批評，那一周的體育課，便都變成了數學課和語文課。

不少配鏡機構也觀察到了青少年近視的來勢洶洶。

周末，北京潘家園眼鏡城的顧客中多了不少孩子的身影。青少年近視數量的增加，被眼鏡店老板們看在眼里。“比起疫情以前，過來的孩子數量確實變多了。”某眼鏡店老板陳先生坦言，“但具體多了多少不知道，也許有三成。”

面對家長們對孩子近視度數增長的焦慮，陳先生拿出鏡片價格表，翻開“防藍光鏡片”一欄，熟練地開始介紹：“孩子初中畢業時，所在的班里戴眼鏡的同學數量已上升到九成。如果戴這個鏡片，可能每年增長25度左右。但如果不戴，那每年增長100度都不算少……”

“疫情管控放開之后，到我們配鏡中心配鏡的孩子明顯增多了，自疫情以來中心配鏡都是預約制的，今年以來每個周末都絡繹不絕。”趙大夫所在的配鏡中心在北京市海淀區知春里附近，記者觀察發現，配鏡中心方圓500米內就有多所中小學。“可能我們這個地方比較‘卷’吧，來我們這里配眼鏡的孩子一直不少。”趙大夫說。

近視來勢洶洶，家長如何踩住剎車

在浙江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眼科中心（浙江大學眼科醫院），視光中心主任倪海龍門診每天需要接診60多個病例。他表示，“如果是寒暑假，還要再增加一些號，可能會每天八九十個。”

近年來，青少年近視率為何居高不下？

倪海龍認為，近視低齡化、重度化嚴重，主要是環境因素導致的，兩大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戶外活動時間嚴重不足；二是長時間近距離用眼負擔過度過早，這其中主要是學業負擔過重，也同時包含過多過早接觸使用各類電子產品等。

而在溫州醫科大學眼視光醫學部主任、教育部近視綜合防控專家宣講團團長瞿佳看來，從總體上說，我國近視防控的確取得了標志性的進展。“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近視率下降了，從2018年的53.6%到2021年的52.6%，下降了一個百分點。”“其實，這幾年的疫情極大干擾了近視防控工作的正常進行。”瞿佳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孩子們宅在家里上網課，活動少了，走到戶外也少了，電子產品的使用卻更多了，而家長對孩子近視管控的力度也不如學校。

“從專業的角度講，如果不是從2018年開始有效地進行近視防控，現在近視率上升三個點、五個點都有可能。所以，近視防控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瞿佳說。

家庭是青少年近視的第一道防線，不少專家表示，家長們在看待青少年近視問題上仍存在一些誤區和偏見。

“有人曾經這樣問家長，孩子考上名校和800度近視，你愿意選哪個？很多家長寧愿選‘名校’。這是糊涂的觀念！”瞿佳說。

瞿佳表示，當前家長在認識上最大的一個誤區就是“近視不過就是戴一副眼鏡”。事實上，近視防控關系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是健康中國的重要的部分，如果青少年近視發生得早、進展快，那么未來發展成高度近視的比例就高，而高度近視會引起許多嚴重的眼部并發癥，造成視力低下甚至致盲。瞿佳認為，家長的另一個誤區就是科普未到位，現在有一些以牟利為目的的產品，安全性和有效性存在問題，家長卻盲目相信他們的宣傳。

倪海龍也發出了同樣的呼吁。他發現，長期以來，社會對兒童青少年近視普遍存在“重治輕防”的錯誤觀念，防控近視偽科學及不良機構層出不窮。很多家長視近視為洪水猛獸，病急亂投醫，與旁門左道為友。而一些家長對近視視而不見，覺得無非戴副眼鏡而已，聽之任之。

“最常見的幾大認識誤區是：散瞳驗光有傷害、近視戴眼鏡越戴近視越深、近視手術能治愈近視。”倪海龍說。

倪海龍表示，家庭是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的重要力量，家長是兒童青少年視力健康的守護者。家長要主動了解科學用眼護眼知識，不輕信“近視可治愈”“降低度數”“治眼神器”等虛假宣傳；要以身作則，帶頭不做“低頭族”，增加親子時間；要營造良好的家庭體育運動氛圍，保證孩子每天至少2小時日間戶外活動；要積極配合學校減輕孩子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不盲目參加課外培訓、跟風報班；要密切關注孩子視力變化和眼睛異常跡象，定期檢查視力，做到早發現、早干預、早矯治。

防治青少年近視，還需多方合力

作為家長，來自北京的王先生在發現自己上高一的女兒近視后，已經盡可能地提醒女兒改善用眼習慣，防止近視進一步加深。

“我們已多次提醒她注意保護眼睛，對她的電子設備使用時間嚴格把控，避免屏幕過小用眼疲勞。孩子自己也清楚不應該長時間用眼或長時間使用電子設備、日常要做眼保健操、要注意用眼距離等。”王先生表示，然而，女兒并不愿意因為保護眼睛而影響社會交往、課業任務，很多用眼過度的場景都是“無法避免”。

“她的同學和我周圍朋友的孩子有很多都戴眼鏡，她出去和朋友玩的照片中不戴眼鏡的很少。孩子說班上近視率在60%以上。”王先生說。

的確，在防治青少年近視這條道路上，僅靠家長的努力和孩子的自覺是不夠的，不少專業人士認為，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還需多方合力，形成護眼愛眼的社會風氣。

“學校是防控近視的主戰場。”倪海龍表示，學校要真正抓落實，切實保障到每一個孩子的學業負擔減負和戶外活動時間的增加。“比如，要讓每一個課間成為真正的課間，在校期間每個課間，都要讓每個孩子都能離開教室，去走廊、操場上走走，沐浴陽光、眺望遠方。如果保障每天的一堂體育課、大課間，加上每天七八堂課的每個課間10分鐘都能離開教室的話，是能保障孩子們每天兩小時的戶外活動時間的。”

四川省成都市迎賓路小學校長陳雪表示，在學校層面，要做到強眼先強體，科學保障學生戶外運動的時間；強化科學的讀寫姿勢，讓學生能夠自發地糾正讀寫姿勢；每一位老師都肩負起提醒教育的責任。

此外，針對一些特殊群體，陳雪建議，“小學生發育生長節點不同，可根據實際需求配置超高桌椅，以滿足特高學生的書寫需求。對于患有嚴重眼疾的學生要建立臺賬，在座椅設置等方面進行特殊關照。”

“對于近視防控，要有打持久戰的思想，要持之以恒，堅持一直進行防控必有成效。”瞿佳建議，國家應加大近視發生機制和有效防控方法的研究，可以設立近視研究的全國重點實驗室等，加大對防控方法、器具和藥品的研究和投入，研發出更加有效的近視防控方法、設備和藥品。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家長、兒童、配鏡機構人員為化名）